1988年，王希季查看返回式卫星内部情况。（资料图片）

       “赤子丹心——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主题展览正在中国科技馆展出。这一批与党同龄的科学家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他们的成长、奋斗过程，镌刻着百年峥嵘岁月的印记。让我们走近其中几位科学家，回顾他们一路与党同行的历程。

       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

       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

       1921年7月，王希季出生于云南昆明。他自幼天资聪颖，初中毕业前因病休了半年学，病刚好就去参加会考，成绩还是全市第一名。

       王希季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党的事业，他是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设计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但难以置信的是，在受命研制火箭之前，王希季从没有接触过任何这方面的知识，他原本只是搞热电厂发电的。

       1958年11月，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教授的王希季被上级安排到保密单位——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当时，王希季已经是热电厂发电领域的专家，自己的科研项目即将出成果。接到这个未知的新任务，他考虑到可能事关重大，便义无反顾地来了。

       去了之后王希季才知道，上海机电设计院要做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自己即将从事的保密任务，是为新中国研制运载火箭，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

       造出自己的火箭是国家战略，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目标，想到这里，王希季毫不犹豫接下了这个任务。

       面对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境况，王希季千方百计查找、搜集相关资料，一边恶补理论一边搞研究。有时碰到一些连自己都没接触过的新东西，王希季常常是头一天晚上啃书本，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在许多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王希季他们便用土方法，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手摇计算器，用双手计算大数据；没有火箭发动机试车场地，他们就当起泥瓦匠，把一个废弃的旧碉堡生生改装成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甚至到火箭最后的发射阶段，没有发射场，他们就把稻田当做发射场，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用打气筒打压给火箭加燃烧剂、助推剂，用手转动天线来跟踪火箭。

       1960年2月19日，王希季和他的团队在上海郊区的一处稻田里，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尽管飞行高度只有八公里，但探空火箭的成功发射，为我国后来运载火箭的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和实验条件的支持。历史后来证明，这是一条正确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道路。

       后来王希季回忆起这段经历，说：“研制‘T-7M’火箭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中国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制，必须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了解此项技术和产品所处的社会和工程环境，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所选择和采用的技术途径才会符合国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条件都现成才能把事业干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从来没做过的工程，只要目标和技术途径合乎国情，与环境相容，条件总是可以创出来的。合理而有效地运用条件，掌握技术，既完成了任务又锻炼培养了自己。”

       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后，王希季又接到了主持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的任务。就在他带领团队整整奋战两年，“长征一号”研制攻克了关键技术，走到取得胜利的关口时，历史仿佛重演了——国家对王希季又有了新的安排：将“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王希季担任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总设计师。

       从探空火箭到“长征一号”，将近十年的时间，王希季硬是把自己从一个火电专家变成运载火箭专家，眼看到了收获胜利的时刻，却要离开火箭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再一次接受全新的挑战。

       一次又一次为国家需要“转行”，有人问他：您舍得吗？王希季回答：我从没考虑这些！1975年，在王希季的再一次突破下，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顺利升空并成功回收。王希季经历多次不同任务的发射均告成功，被大家称为“福将”。

       这份“福”的背后，是王希季对每一次任务都投入整个忠诚情感、倾注全部心血智慧为之奋斗的碧血丹心。

       多年来，王希季深藏功与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研制名单中，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表彰大会，已经78岁的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人们才知道，这位白发老人为中国航天所做的奠基性贡献。

       金属物理学家张兴钤

       辗转寻得科技报国路

       金属物理学家张兴钤1921年出生在河北省武邑县崔乡村的一个大家庭中。在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好好读书振兴家业，成为张兴钤最初苦苦求学的一个朴素理由。

       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不难想象张兴钤的求学之路亦是充满艰辛。战乱的纷扰、家庭的困窘，使年少的张兴钤不得不在全国各处辗转。烟台、天津、上海、武汉、乐山等，处处留下他孜孜求学的印记。

       1936年，初中毕业的张兴钤考入了省立上海中学。此时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中国，各界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张兴钤在勤学之余，积极阅读《抗战》等进步读物，秘密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演讲会、讨论会等，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镇压革命运动的暴行。

      在辗转求学路上，裹挟在逃难的人群中，民众的善良与侵略者的残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国家贫弱被动挨打的现实、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爱国运动的风起云涌，深深地唤醒了张兴钤的民族意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了不当亡国奴，正在上海求学的张兴钤与进步同学商议，决定放弃学业、投奔红星照耀的陕北，到根据地参加抗战。

       哪知，一行人途经武汉时，路费已消耗殆尽。无奈之下，张兴钤只好改变计划，暂留武汉等待报考空军。而没过多久，一纸停止招生的通告发布，又打碎了张兴钤搏击长空、保家卫国的梦想。

       尽管一路颠沛流离，报国之路满是坎坷，救亡图存的渴望在张兴钤心中却有增无减。国之不安，何以家为？1938年，张兴钤把目光重新转向学校，在朋友的资助下，他考入了武汉大学矿冶系。

       这一次，张兴钤求学的精神动力由改变家庭命运上升为许身报国。

       在武汉大学，张兴钤师从著名冶金学家邵象华教授。恩师对他说：“报效国家不只有参军一种方式，用科技和工业来救国何尝不是一条道路。”

       张兴钤听从了老师的劝导，开始刻苦学习钢铁冶炼的相关知识，并树立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理念。

       大学毕业后，张兴钤先后在重庆綦江电化冶炼厂、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等从事钢铁冶炼相关技术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同时，张兴钤也逐渐感到了自身掌握的知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为了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缩小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1947年，张兴钤公费前往美国学习深造。他明白，只有从基础研究做起，才能实现跨越追赶。

       从工厂实习生转到专业院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张兴钤开启了他的留美学习生涯。他接受了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完成了从工程技术人员向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科研工作者的蜕变。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张兴钤在内的留美学生们在祖国的支持下，冲破层层阻挠，回到祖国大地。张兴钤先加入草创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金属物理专业，从事金属性质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张兴钤十分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来到学校后，他首先组织编订了《金属及合金的力学性质》，对于以基础研究为依托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教学中，张兴钤也大胆创新。他将自己在实践中所学传授给学生，为我国的金属物理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之后，张兴钤又奉调从事核武器研究制造工作。在原子弹试验中，张兴钤带领的实验部先后成功组织了缩小尺寸、全尺寸等多次爆轰物理实验，为解决引爆弹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和确定引爆弹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数据。在氢弹试验中，张兴钤又开创性地提出模拟装置放松公差实验，参与建立了飞行试验装置及为其服务的遥测技术，为判定核爆效果提供数据、建立可靠的核物理和核化学测试方法奠定了基础。

       从求学、教学到参与我国核武器研制，张兴钤完成了从个人为主的科研模式到集体攻关的科研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在大的系统应用工程中科学实验与核科技应用的完美结合。从最早的金属物理，到核材料的研究工作，张兴钤始终将基础研究放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位置。

       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为党工作60年决定申请入党

       在这些百岁高龄的科学家中，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却是一位年轻党员。

       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还不行，我还不合格。”李桓英之前总是这么说。她一生用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科研，不断优化麻风病治疗方案，开创麻风病防治新模式。对于入党，李桓英同样要求严格。

       李桓英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是在1970年。当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的她，随单位下放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

       由于过去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麻风病人们只得离群索居，生活十分凄苦。这一幕深深刺激了李桓英。回想起自己当初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从美国辗转回国的初衷——帮助祖国的同胞，遏制因贫穷导致的疾病蔓延，李桓英决心攻克麻风病。

       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次年初，她带着申请来的免费药品赶到麻风病多发的云南省勐腊县，这里当时被称为“麻风寨”。

       每天早上6点，62岁的李桓英都要走十公里山路，渡过一条河进入麻风寨。她挨家挨户寻找麻风病人，到家中劝说他们服药、为他们治疗。

       然而，世卫组织提供的药治愈患者需要六七年，李桓英认为太漫长了。为了尽快提高治疗效率，李桓英经过研究，决定开展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勐腊县病人被李桓英的爱护和执着打动，成为试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根据李桓英方案治疗，勐腊县全部麻风病人被治愈。如今，这里不再是“麻风寨”，改叫“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这是李桓英给取的名字。

      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李桓英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李桓英却从不满足，她说：“麻风病的发病机理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还有时间，我还可以奋斗。”

        “服务了快60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2016年，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获得了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这之后，她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入党申请书中，李桓英写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和医疗工作中，我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正是在党的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为广大麻风病患者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党又给了我很多荣誉和鼓励。”

      2016年12月，李桓英与医院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庄严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位老人的宣誓，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将来的展望。一路与党同行，直到今天，她仍以党员的身份，持续奋斗着。